我曾指导这个故事讲给旁人听

　　一位外国女孩，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　　举行残疾人运动会，报名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，说他要参加游泳比赛。登记小姐很小心地问他在水里将怎样游，失去双腿的人说他会用双手游泳。

　　又来了一个失去了双臂的人，也要报名参加游泳比赛，小姐问他将如何游，失去双臂的人说他会用双腿游泳。

　　小姐刚给他们登记完了，来了一个既没有双腿也没有双臂，也就是说，整个失去了四肢的人，也要报名参加游泳比赛。小姐竭力镇静自己，小声问他将怎样游泳，那人笑嘻嘻地答道：“我将用耳朵游泳。”

　　他失去四肢的躯体好似圆滚滚的梭。由于长久的努力，他的耳朵大而强健，能十分灵活地扑动向前。下水试游，他如同一枚鱼雷出膛，速度比常人还快。于是，知道底细的人们暗暗传说，一个伟大的世界纪录即将诞生。

　　正式比赛那一天，人山人海。当失去四肢的人出现在跳台的时候，简直山呼海啸。发令枪响了，运动员嘭嘭入水。一道道白箭推进，浪花迸溅，竟令人一时看不清英雄的所在。比赛的结果出来了，冠军是失去双腿的人。季军是……

　　英雄呢?没有人看到英雄在哪里，起码是在终点线的附近，找不着英雄独特的身姿。真奇怪，大家分明看到失去四肢的游泳者，跳进水里了啊!

　　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寻找，终于在起点附近摸到了英雄。他沉入水底，已经淹死了。在他的头上，戴着一顶鲜艳的游泳帽，遮住了耳朵。那是根据泳场规则，在比赛前由一位美丽的姑娘给他戴上的。

　　我曾指导这个故事讲给旁人听。听完这后的反应，形形色色。

　　有人说，那是一个阴谋。可能是哪个想夺冠军的人出的损招——扼杀了别人才能保住自己。

　　有人说，那个来送泳帽的人，如果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就好了。泳者就不会神魂颠倒。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忘记了他的耳朵的功能，他也会保持清醒，拒绝戴那顶美丽杀人的帽子。

　　有人说，既然没了手和脚，就该守本分，游什么泳呢?要知道水火无情，孤注一掷的时候，风险随时会将你吞没。

　　有人说，为什么要有这么混账的规则，游泳帽有什么作用?各行各业都有这种教条的规矩，不知害了多少人才，重重陋习何时才会终结?

　　这把这些议论告诉女孩。她说，干吗都是负面?这是一个笑话啊，虽然有一点深沉。当我们没有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手奋斗。当我们手和脚都没有的时候风们可以用耳朵奋斗。

　　但是，即使在这时，我们依然有失败甚至完全毁灭的可能。很多英雄，在战胜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之后，并没有得到最后的成功。

　　凶手正是自己的耳朵——你的最值得骄傲的本领!

　　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白宫记者，叫海伦.托马斯，逼问过9任总统，进攻性极强，后来白宫特别在新闻厅给她专门设了把椅子，上面用小铜牌刻着她名字，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，盛誉极隆。

　　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在书里回忆自己职业生涯，曾经感叹美国新闻业的萧条，说“不知畏惧，不带好恶地去报道，美国的新闻人忘了吗?”

　　我自己的经验是，不知畏惧并不算难，不带好恶不容易。

　　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，不可避免。

　　只不过，有记者这个身份，会约束人们表达自己好恶的本能，它要求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，而不是看法。

　　八十岁的时候，海伦离开供职五十七年的美联社，开始成为一个专栏作家。

　　专栏作家与记者的区别是，她从此提供看法。

　　在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她说“我挺高兴的，为什么不呢?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描述它，现在为什么我不能按我想的样子来说呢?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可以说，今天我恨谁?”

　　也许她带点玩笑，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约束，就会射出。

　　一个月前，她迫于舆论压力辞职了，在将近90岁的时候。

　　原因是她在某一个集会上，对着一个镜头说：“告诉以色列人，滚出巴勒斯坦……他们(以色列人)可以回家，去波兰、德国，去其他任何地方。”

　　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，她说这话的原因就是她恨。

　　我曾经遇到过CBS的一位记者，我们谈一个问题，他下了一个判断，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，我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。

　　他打断我“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。”

　　“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”我说。

　　“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。”

　　这种对话很难谈下去。

　　不信任是媒体从业者的一部分天性，这不稀奇，也没什么可指责的，但是敌意是另一回事。

　　不信任可以保持疑问和观察，可以讨论与争辩，但敌意是一种预设，一种观点，寻求能支持自己情绪的证据，刻意忽略对对方有利的事实，站在一个善恶二元，黑白分明的世界上。

　　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，知道英雄与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，一个“反对……!”的立脚点很容易变成一个集体的代言人，使人热血激沸泪水涟涟。

　　法拉奇在911之后写《愤怒与自豪》，她说自己“哭了六天六夜”写下这本书——那不是报道，甚至不是文学，用她的话说是“训诫书”，这篇檄文里用的词都是“坏蛋”“强奸犯”“蛆虫”这样的字眼。

　　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，但我慢慢觉得，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。

　　我曾经写文章悼念过一位俄罗斯的被暗杀的记者安娜，叫《思考比恐惧更强大》，看到老妇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，我写的时候心酸眼热。

　　后来遇到《华盛顿邮报》的记者ANN，她在莫斯科驻站十六年，说：“我为安娜难过，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?”我有点意外。

　　“因为她的观点太多。”她说“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，简单地批评。”

　　我们都痛恨暴力和对记者的虐杀，但是，ANN的话让我不能不去想----我之前对安娜的评价是否太没有保留?抒情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事实?单纯的强弱黑白的报道能不能完全解释现实?

　　我说“也许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，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……”

　　“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”

　　“……那么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?”

　　她说“最好的防御就是准确”。

　　今晚看老郝的新闻调查，一期职业病鉴定的节目，反映那些受疾病所苦而不能得到公正的鉴定机会的工人们，看这节目时我为她骄傲，多年来她一直在做最艰苦的题，因为她心里有对人的关怀。

　　她的片子中，有几次以音乐致以同情，领导审片的时候，说“把音乐拿掉”。

　　她有点不服，偷偷留了两段——她跟老范什么都成，但就两样东西不能碰“音乐和男朋友”。

　　后来看完老郝这个片子，我觉得领导的决定是对的，音乐是一种倾向，抒情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看法，音乐一起，观众就跟着一哽，一软，被影响了，但是如果出发点就是为弱者张目，事件的因果和逻辑就可能来不及宕实，直接进入了情绪。

　　同情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，但先入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们共同警惕的。

　　有个朋友把一篇批评我的文字发给我过，我觉得说的真好，引在这儿跟老郝老范分享：

　　“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，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，我猜想柴静做节目、写博客时，常是热泪盈眶的。得诚实地说，悲情、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。自我感动取之便捷，又容易上瘾，对它的自觉抵制，便尤为可贵。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，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，在我们这，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，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：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。”

　　他写道“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，而自我感动、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，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。”